电子邮件、在线留言等方式获取境外客户订单后，一面从广东、福建组织假冒品牌箱包、手表、饰品等货源，另一面通过快递公司转运到北上广等地，再快递至境外进行销售。
犯罪嫌疑人缪某说，“我们卖LV的包，雷朋的眼镜，耐克的鞋子，还有蒂凡尼。我们对客户说，这是工厂次品，质量肯定没问题。”而事实上，这些所谓的国际名牌都是他们从广东等地定制的山寨货。
这些山寨品牌远销至美国、加拿大等十几个国家，虽然单个商品售价数千元不等，但都有十多倍的暴利。对方即便发现是假货，团伙客服也早就准备了一套说辞。“如果有客户质疑售假，我们会退10%或20%的款，因为是国际货运，退来退去很麻烦，客人一般都会接受退款，然后不再投诉了。”缪某说。
事实上，不法分子仿冒名牌、以假乱真的案例层出不穷。其中，朋友圈代购也是销售仿冒品的重灾区。
被害人乔小姐就是一名通过微信朋友圈发布商品信息的微商，通过微博搜索，ID为“小马法国代购”的买手映入她的眼帘。自称在法国留学的犯罪嫌疑人赵某称，可以在国外低价代购奢侈品，品种齐全。双方达成长期合作意向的当晚，就有“客户”联系上了乔小姐，并支付了5000元的订金，乔小姐随即联系了这名法国买手。
接下来的几天，这名“客户”不断联系乔小姐要求代购名牌鞋包并支付了相关订金，乔小姐也陆续将订单全款打给了这个号称来自法国的买手。随后，这名法国买手从此失联，“客户”同时也消失不见了，本想做几笔大单子的乔小姐这才意识到自己踏入了别人布置的陷阱。
“嫌疑人当时用了三部手机，然后三个微信号，同时与被害人联系，就好像是一个人唱双簧，既当买家又当卖家。”办理此案的民警王警官说。
网购假货形成产业链
海外代购作为一种特殊的销售模式受到消费者的青睐，正品、低价是其成功的要素。然而，随着网络代购市场规模不断扩大，为了分一杯羹，一些浑水摸鱼、以次充好的假代购也悄然而生。
据了解，随着人们对海外大品牌的喜爱，暗地里已催生出了一条仿制、宣传、销售、售后的一条龙完整灰色产业链。一些所谓的“正品”很多时候不过是“出国逛了一圈回来”的国产高仿品，甚至包括原单小票、发票上都能造假，令消费者防不胜防。
已在韩国3年的“80后”买手杨小姐告诉记者：“在知道中国有这么大的市场需求后，一些人开始在中国生产假货，然后通过韩国海关送回韩国，再从韩国一些批发商那里批给中国不知情的代购”。
海外购物的小票一度曾被消费者认为是避免假货的最佳凭证，但在买手杨小姐看来，海外购物小票并不是“避雷针”，即使拥有也不能确保所购商品百分之百是正品，“就我所知，现在买家卖家的对话都可以用机器制造出来，而像专柜小票这一类都会有人提供一条龙服务”。
上海市公安局网络安全总队总工程师瞿伟放也印证了杨小姐的揣测，他说：“在网络犯罪中确实有一个产业链，从通过黑客手段盗取公民的账号密码，到网上销售被盗取的密码，然后到运用这些密码来进行网络诈骗，包括相应的配套的工具以及上面所说的小票造假等等，这些都是存在的”。
法律和监管体系亟须完善
“海淘”族的存在是受国内消费大环境决定的，如定价机制的不公平、税收制度的不完善、消费者的心理诉求、国内商品的低端山寨模仿等等。虽然有这些问题的存在，但由于大环境尚未到达质变的临界点，“海淘”这一商业模式还将持续盛行一段时间。
那么，到底怎样才能愉快地“海淘”呢？业界人士认为，要解决海淘代购中存在的诸多问题，需要消费者、微商、交易平台等的共同努力。
首先，无论是“海淘”族还是微商，之所以经常掉入“代购陷阱”，都是一时贪图便宜才吃了闷亏。另外，在韩国买手杨小姐看来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信息不对称。“经常有朋友来问我一个号称在韩国很红的商品怎么样？有没有卖？价格优惠吗？但我在韩国根本没见过”。事实上，正是利用了这种信息不对称，一些代购商把从没在国外市场出现过的商品包装一番，当作海外大品牌销售给国内的消费者。因此，“海淘族”自身要提高警惕是关键，除了看商品的宣传图片外，还要注意货源渠道，选择经过认证的微商，购物后要及时索要票据，拒绝绕过公众号的“私单”交易。
其次，微商需要规范自身的行为，而作为微信网络交易平台，自身要提高准入门槛，健全规范、监管措施。比如申请“微商”账号需要提交各种手续、交质保金，平台认证合规后才准许其经营。知名跨境电商“洋码头”联合创始人蔡华表示，由全球各地买手所提供的物理地址、个人账单等一系列的逐级认证是保障的第一道屏障。
另外，在平台的监督下，海外法律体系也是一张“保护伞”。蔡华说：“国外有一套完善的法律和监管体系，可以通过国外的法律帮助消费者追究海外买手的责任，让他们得到法律的惩罚。在海外严格的法律监管体系下，每个买手非常明白自己的责任义务在哪里。”
而在国内，对于海外代购还没有形成完善的监管体系，加上代购过程的不透明性、注册信息真实性低、多以虚假信息掩人耳目等因素，这些的跨境网购的行为实际上都还处于监管的真空地带。 因此，完善相关的法律和监管体系是当务之急。
